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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吾尔同胞:应取消两少一宽 犯罪就抓该毙就毙

2016-10-09 21:29 出处:未知 人气: 评论(0

17日,达伍提(左)和他的兄弟坐在他开的餐馆前。

17日,达伍提(左)和他的兄弟坐在他开的餐馆前。

12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

编者的话: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,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!近来,在新疆、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,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。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,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、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,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。16日,《环球时报》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,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、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。本报今天六版、七版推出特别报道,记录他们的心声,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
我是中国人

热汉古丽(女,44岁,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、副编审,来自乌鲁木齐):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。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,上的是汉语学校。大院里95%都是汉族,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即使在7·5事件后,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。但我能感觉到,在新疆的朋友,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,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。我这几年回新疆,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,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。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,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。说实话,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。我们这一代,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,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。现在,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。有时候,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。在乌鲁木齐,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,也有维吾尔族学生,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,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,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。公共机构也这样,在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,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。

库尔班江(男,32岁,自由摄影师,来自和田):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,汉语是自学的。我摆过摊,卖过烤肉。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,没有学籍,但大学认可了我。第二学期寒假,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,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,骑毛驴要12个小时。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,就是《喀拉古塔格日记》,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。之后我还在清华、北大、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,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,了解了维吾尔民族。

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,也让我感到很难受。几天前,我出门打车,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。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,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,司机问我是哪儿人,我说我是中国人。他又问我一遍,我说新疆来的,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。我说,怎么,您不拉新疆人?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。在车上,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。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,那人觉得他绕路了,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。我告诉他,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,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,是沟通出现了问题。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,下车时特意问他: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?他说不后悔。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,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。

其实,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。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,北京一个考察团去新疆,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,觉得气氛很好,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这样一个市场。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。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。

艾尼瓦尔(男,62岁,餐饮业者,来自乌鲁木齐):是的,我是1982年来北京的,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17个人。

达伍提(男,39岁,个体户,来自喀什):我有3个孩子,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,基本上够一家人用。在老家,不少朋友比我挣得要多,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,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。

穆妮热(女,23岁,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职员,来自乌鲁木齐):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,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,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。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,真的很感动。来北京大半年了,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,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。说到困难,除了会想家,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,其他都很好,幸福感很高,这就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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